深圳“黑戶”的生存危機與隱患：寸步難行
（原標題：回望 | 深圳最後的“黑戶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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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者按：戶口簿，不過幾頁輕薄的紙，卻深刻地影響着中國人的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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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，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萬海遠等人完成的《中國“黑戶”羣體生存狀態調查》報告發布，使得1300萬“黑戶”浮出水面。
由於違反國家計生政策，或者戶籍遺失，他們中的大多數沒有社會保障，沒有正常的工作、生活和受教育機會，甚至連出行也困難重重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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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1月14日，國務院辦公廳公佈了《關於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》，禁止設立不符合戶口登記規定的任何前置條件，切實保障每個公民依法登記一個常住戶口。
從此，這羣“隱形人”不再於白夜中行走，得以合法身份堂堂正正地工作、生活。
本文是深圳大學師生在2016至2017年做的一組調查報道，他們花了一年的時間，聚焦深圳本土的“都市隱形人”，關注他們成爲“黑戶”的原因、以及新政後黑戶“落戶”的困惑與困境。
2018年9月，國家衛健委機構設置方案出臺，此前與計劃生育相關的3個司局取消，代之以唯一與計生有關的“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司”，承擔完善生育政策、建立和完善計劃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制度等職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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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育與戶籍政策隨着時代發展不斷調整、變革，記錄下這個關乎千萬人命運的轉折點，具有現實意義。
都市隱形人：深圳“黑戶”羣體影像
2016年2月23日，王長德帶着12歲的女兒睿睿(化名)到派出所上戶。
在向辦事民警遞交了相關材料後，他的女兒終於順利上了戶。之前二孩上戶所必需的、需要逾20萬贖買的《計劃生育證明》，已不再需要。
只花10分鐘，他的戶口本上終於有了屬於睿睿的一頁。爲這一頁薄紙，他奔波了整整12年。
睿睿的幸運得益於一項新政，2016年1月14日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《關於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》，藏匿已久的“黑戶”終於得到“洗白”的機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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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全國1300萬無戶口人員，並不是每一個都能像睿睿那樣順利上戶。他們中有許多人，依然活在“黑戶”的陰影之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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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國，像睿睿這樣沒有戶口的人，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給出的答案是—至少1300萬，幾乎每100人中就有一個是“黑戶”。他們沒有戶口卡，也沒有身份證。
與其他弱勢羣體相較，“黑戶”更顯隱秘，他們分散於社會的各個角落，社會難以感知他們的存在，他們是行走在都市中的“隱形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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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，一份16頁的《中國“黑戶”羣體生存狀態調查》報告，再次喚起了人們對“黑戶”羣體的關注，也首次顯露出“黑戶”羣體的冰山一角。
該報告作者萬海遠指出，多胎超生、未婚生育、大學畢業生戶籍檔案斷檔是“黑戶”產生的主要原因。其中超生的約佔60%，這部分人口至少有780萬，在“黑戶”總人口中佔比最高。此外，未婚生育和大學生“黑戶” 分別佔15%和10%，總人數在325萬左右。
和全國情況相較，深圳作爲一個經濟發達、流動人口數量龐大的城市，“黑戶”羣體的類型及分佈有其獨特的地域性特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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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城市“黑戶”的一個原因?——大學生畢業遷移導致“黑戶”，在深圳沒有出現。
據深圳大學保衛科的曾科長介紹，在深圳最主要的高校——深圳大學的畢業生中，從未出現過因爲畢業遷移證丟失導致“黑戶”的情況。“如果沒有及時辦理戶口遷移，畢業生最多隻會失去幹部身份，戶口會處於凍結狀態。一旦去辦理任何與戶口有關的手續，戶口會自動解凍。”他說道。
深圳的“黑戶”，主要是多胎超生和未婚生育羣體，他們呈現出低齡化特徵。記者向深圳“超生”父母派發的問卷數據顯示，有78%的“超生”孩子都還未到上學年齡。
至於“超生黑戶”羣體的數量是多少，官方統計數據寥寥。深圳衛計委曾對《深圳特區報》透露，2016年待入學的小孩中，屬於本市戶籍人口超生而未辦理出生登記的小孩約有3000名。
深圳小學入學年齡是6週歲，假設每年情況大致相同，則深圳有18000名小孩因超生淪爲小“黑戶”。
這樣的數據並非憑空捏造，記者先後加入8個“超生”家長QQ羣，其中6個是深圳本地的，經去重統計，得出深圳因超生未給孩子落戶的家長是3082人。這只是在線上抱團取暖的部分，沒有浮出水面的部分則無從知曉確切數據。
同樣通過QQ羣形式集合在一起的“黑戶”羣體還有未婚媽媽，記者在調查過程中，共查找到5個未婚媽媽羣。這些 QQ 羣成員比起超生家長，更爲敏感而隱秘。基本要求有親子照片和語言驗證通過才能進羣，且堅決抵制男性入羣。
最終，記者成功加入兩個未婚媽媽羣，其中一個是深圳本土的，共有89個羣成員；另一個是全國的，羣成員是48個00後、90後未婚媽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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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此之外，深圳還存在另外一羣特殊的無戶籍信息人員，他們是被安頓在救助站的城市流浪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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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深圳市某救助站工作人員張蔚文(化名)介紹，由於無法與這些人正常溝通，很難得知他們是否有戶口。就算有也問不出來，也有可能他們根本沒有戶口。
“這類流動人員會在救助站住上一陣子，如果仍然無法獲知他們的戶籍信息，就會被送到惠州福利院安頓。”張蔚文說道。2016年4月18日，記者再次聯繫張蔚文時，他給出了一個最新數據?——目前市救助站裡，這樣的流浪者有四五百個，且每年以10%的比例遞增。
爲獲知深圳本土的“黑戶”數據，記者先後多次走訪了市統計局、衛計委、公安局及其基層單位，得到的迴應均是這個數據無法統計。因此只能通過拼湊數據的方式，從不同側面揭示深圳“黑戶”羣體的存在。
這些分散在深圳各個隱蔽角落裡的“黑戶”，仍然生活在陽光無法到達 的地帶。醫療、教育、出行對於這些“黑戶”而言，處處是坎，到處是牆。
每個“黑戶”的背後，都有一個長長的故事。
而他們的故事彙集而成的，是這個時代與國家戶籍的癥結。
寸步難行：深圳“黑戶”的生存危機與隱患
新中國成立以後，立足於城鄉二元基礎建立起來的戶籍制度，不僅是中國的一項基本社會管理體制，同時也是一項與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密切相連的制度，它涉及公民受教育、就業、婚姻、社會保障等基本權利。
而這承載了許多福利的戶口，卻有可能被強制剝離。
1996年，畢業於華南理工大學的張強的身份證過期了，從此他便開始了長達20年的“黑戶”生涯，20年間來回於各地法院的訴訟文書壘滿了整整一書包。
由於戶口在畢業遷移中丟失，他在深圳的生活寸步難行。因爲沒有戶口，他沒有社會保障，籤不了合同，考不了駕照，甚至連出門旅行、住宿都難以實現。
他一直無法擺脫“黑戶”身份帶給他的生活的陰霾。
2016年3月7 日下午，在接受採訪時，張強回憶起6年前最後一次回家的經歷。從深圳到遼寧營口，他和家人一共倒了8趟大巴，這段3500公里的回家之旅耗去他整整一個星期。同樣一段路，坐火車只要不到30小時，飛機5個小時。
“過年的時候你們可以和親人團聚，我不行啊，3500公里的路，我總不能倒公交車吧。”張強無奈地說道。
萬海遠在《中國“黑戶”羣體生存狀態調查》中指出，大部分“黑戶” 連基本的出行、住宿都不能正常進行，沒有坐過飛機、火車，住過正規賓館者的比例爲39.3%;使用別人證件的佔30.1%。
出行受限只是陰霾的一角，對於年近半百的張強來說，每況愈下的身體 使得醫保的問題愈來愈突出。
採訪的最初7分鐘，他忍不住咳嗽了3次。“這感冒持續兩三個月了，只是咳得特別厲害的時候我纔會吃點藥。”張強解釋道。沒有戶口，沒有醫保，需要全部自費的身體檢查於張強而言是一種“奢想”，縱然他知道沒有準確的診斷就沒有準確的治療。
記者在採訪中觀察發現，不敢去醫院是“黑戶”共同的特點。城市醫院的費用讓他們望而卻步，先進準確的醫學診斷與他們無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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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比起身體病痛，妻離子散的慘劇更是“黑戶”的無法承受之痛。
刑滿釋放後在南山塘朗打工的鄭元峰就在承受這樣的痛苦。坐牢的 18 年間，支撐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就是鐵窗之外還有個女人在等他。出獄後他才發現，身份證在被捕時被弄丟，公安系統“查無此人”。
沒有戶口，他們無法登記結婚，18 年的深情等待與希望，在“黑戶”這個身份面前瞬間黯淡。他們現在分居兩地，“不見面至少不用想這些問題”，鄭元峰低下了頭，輕輕說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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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爲戶籍身份的缺失，“黑戶”幾乎被剝奪了扮演所有社會角色的權利。他們拼盡所有想要去承擔爲人父、爲人夫、爲人子的角色，卻在“黑戶”的現實面前屢屢敗下陣來。
“這些‘黑戶’基本的政治權利和生存權都無法保證，更毋庸說社會福 利和保障政策的覆蓋，這無疑會進一步加劇社會分化和社會不公。”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、戶籍專家陸益龍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說道。
這也導致“黑戶”羣體對社會的認同感普遍較低。根據萬海遠的調查問卷，有超過83%的“黑戶”認爲這個社會是不公平的。
近年來，因爲這種社會不公釀成的悲劇不絕於耳。據中國新聞網報道，2013年6月28日，16歲的瀘州女孩蔡豔瓊，因爲沒有戶口無法參加中考，留下一封遺書便喝農藥自殺了。
蔡豔瓊所表現出來的極端情緒事實上是“黑戶”利益表達不暢的一個縮影。由於缺乏利益表達的常規渠道，“黑戶”往往是形成羣體性事件的策源， 容易成爲社會的隱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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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1月17日，爲了表達“黑戶”羣體的利益訴求，呼籲政府取消社會撫養費，深圳40多名“超生”家長在市民中心廣場聚集，希望藉此方式獲得政府對“超生”羣體的關注。對深圳城市治理和經濟發展而言，這樣的羣體性事件不可小覷。沒有正常的合法身份，申訴權利的機會也可能被剝奪。此種情形發生在線下，也發生在線上。
1月15日早上，記者加入的兩個兩千多人的 QQ 羣都被解散。類似的事並不是第一次發生，因此“超生”QQ 羣裡的人敏感而多疑，缺乏安全感。
一同來到市民中心請願的父母與孩子 。蔡廣進/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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衆多深圳超生“黑戶”父母來到深圳市博物館，呼籲取消“社會撫養費”。蔡廣進/攝
他們在磨合過程中有時會使用一套內部默契的話語體系，不懂這種“遊戲規則”的成員也往往招致懷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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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籍制度的核心功能是掌握人口信息，而“黑戶”的存在必然帶來人口底數的不清，這不僅影響高層決策，對經濟社會發展也會帶來很多不利影響。在人口流動日益加速的現代社會，數量龐大的“黑戶”爲城市流動人口的管理帶來了挑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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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阪田的一位基層民警向記者透露，一般情況下，民警會對轄區內的 “黑戶”有一定的掌控。但由於深圳是一個移民城市，流動人口數量龐大，很可能這些“黑戶”今天在轄區內而明天就離開了，這種不能及時管理的難題潛藏着治安隱患。
萬海遠也認爲，“黑戶”由於看不見、摸不着、找不到，因此容易成爲一些非法組織爭取的對象，這對防治暴恐事件帶來極大困擾，成爲新的社會不穩定因素。
?“黑戶”溯源：戶籍管理與計生政策的“捆綁搭車”
戶籍制度的設計初衷是爲了管理人口，而戶籍所捆綁的種種利益，卻讓戶籍制度成了“拿戶籍說事”的制度。
萬海遠的調查報告顯示，阻礙黑戶上戶的因素中，“交不起社會撫養費” 佔比超過35.9%，是最主要的因素；第二是不符合政策條件；第三是缺少相關證件，譬如出生證明等。
在他看來，戶籍管理與計生管理的“捆綁搭車”，已經成爲“黑戶”問題難以徹底解決的最大根源。
2004年，王長德的二女兒睿睿出生了。依照當時的計劃生育政策，這個孩子屬於“超生”。她的中國公民身份，需要花費二十餘萬元的社會撫養費“贖買”。因爲根據《深圳經濟特區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》第五十條規定：超生一個子女的，對男女雙方分別按計徵基數一次性徵收3倍社會撫養費。 這並非個例，根據記者向深圳二孩父母派發的問卷調查結果，社會撫養費需繳金額在20萬到26萬的超過51%。 由於家裡有兩個孩子要照料，在超過八成的二孩家庭中，夫妻只有一方有正式工作。經計算，對於普通家庭來說，要存夠這筆社會撫養費，需要不吃不喝5.8年。
“我現在每天都過得難受，天天睡不好。昨天夢見人來家裡，要不識字的公婆交錢給孩子上戶口，我當時就嚇醒了，渾身都是汗。”一位網名爲“千尋”的二孩家長向記者透露心聲。
該問卷結果還顯示，有 79.88% 的受調查者表示，因爲孩子沒有上戶感到非常焦慮。在“一點都不焦慮”至“非常焦慮”5 個等級區間內，每5人就有4人選擇“非常焦慮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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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種焦慮不僅來自對孩子成長髮展的擔憂，還有對社會撫養費的惶恐。
儘管早在1988年，國家計生委、公安部就聯合下文，禁止將計生證明、 超生罰款與戶口登記捆綁。但現實情況卻是，全國各地爲了推行計劃生育政策，普遍採取了將計生與上戶口等權益搭車捆綁的“土政策”。
萬海遠在接受《第一財經》採訪時表示，在中國的計生管理體制中，戶籍雖然由公安部門主管，卻一直受制於計生部門。由於計生工作屬於一票否決制，因此兩部門之間自然就形成了“默契”。
作爲改革前沿陣地的深圳，卻是全國最後一個宣佈計生與戶籍登記“解綁”的城市。2015 年12月修改的《深圳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》，仍規定了“上戶時公安部門應查驗社會撫養費收據和計劃生育證明”。從2014年10月開始，爲了給女兒上戶口，王長德多次往返奔波於深圳市公安局羅湖分局和深圳市衛計委，工作人員都以“缺少《計劃生育證明》《社會撫養費繳納憑據》等材料”爲由，拒絕爲其辦理上戶手續。
戶籍制度的本義是管理人口，但制度設計的漏洞和不規範的基層執法，卻引發了違背倫理綱常的社會亂象。
記者在調查中發現，部分計劃外生育的孩子，會被親生父母送給他人。
甚至有些“黑戶”孩子被拐走後，父母不願意報案。因爲縱然孩子找回來了，計生的“罰單”也就隨之而來，所以這些父母都選擇了沉默。
2016年3月，16歲的未婚媽媽周燕在 QQ 羣裡發佈信息，想將自己未婚生的孩子送給QQ羣裡的網民。信息發出不久，就有兩個網友當即表示“真心求領養”，其中一位網友還願意給周燕提供“經濟補償”。
事實上，類似的“網絡送嬰”事件並不是個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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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《新聞晨報》報道，2015年10月，一對上海小夫妻就將超生的二胎 “送”給 QQ 羣裡的網友，一時輿論譁然。雖然孩子幾經周折留在了親生父母身邊，但孩子的身份戶口問題卻至今懸而未決…… 無力繳納鉅額的社會撫養費，無法給孩子合法的身份，無疑是導致這些孩子的父母送嬰的重要原因。 “只有讓戶籍登記與計生罰款分離，黑戶問題纔會失去生存的土壤。”萬海遠說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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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理說，行政案件必須在6個月內審結，可現在已經遠超過這個期限了。新政策的出臺給王長德帶來了希望。歷史或許會將“黑戶”定格在2016年1月14日，國務院辦公廳公佈了《意見》，禁止設立不符合戶口登記規定的任何前置條件，切實保障每個公民依法登記一個常住戶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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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新華社報道，公安部在隨後的答記者問環節，表示他們已經部署各區公安機關，開展全面摸底排查，摸清本轄區無戶口人員底數及有關情況。在戶口辦理過程中，公安機關還要開闢綠色通道。
一場由上而下清理“黑戶”的戰役正在進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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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2日，睿睿終於等來了那張可以證明她身份的小卡片。 落戶手續辦理得很順利，過去上戶必需的與計生政策相關的材料，如社會撫養費繳費證明，現在都不需要了。
2016年1月21日，記者走訪了關外6個基層派出所，從寶崗派出所戶籍工作人員處得知，《意見》發佈後前去上戶的人數明顯增多。近期，轄區 內新增的上戶人數就有 80 餘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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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許多超生及未婚家長依然心有餘悸，擔心一旦孩子上了戶，孩子的戶籍就成了計生委徵收社會撫養費的證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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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如果孩子不是已屆學齡，沒戶口無法入學，家長一般不會選擇在這個敏感時期給孩子上戶，而是選擇觀望。
“現在政策雖然開放了，我們不是不想去上戶，而是實在不敢。深圳的 計生細則還沒出臺，上了戶口之後誰知道衛計委會不會上門收錢。”家有4歲二孩的小米媽媽在QQ羣上說道。
修改後的計生條例說明，2016年後出生的二孩和未婚生育的第一個孩子 將不再徵收社會撫養費。然而對於此前出生的二孩，國家還沒有出臺具體的規定，處理方法只是讓各地政府機關自行決定。
深圳阪田派出所給出的回答是:“我們只負責上戶口，超生罰款那是計生部門的事，和我們無關。”
前进之拳
阪田街道辦基層計生辦工作人員則透露:“目前深圳市已經暫停繳納社會撫養費了，下一步收不收我們還不清楚，還在等上面的通知。” 此外，還有不少二孩父母，尤其是公職人員，因爲擔心上戶口會暴露 “超生”問題，最後被追繳社會撫養費，甚至被開除公職，所以遲遲不敢去落戶。寶安的吳姓媽媽對記者透露，現在孩子需要馬上登記入學，但戶口一直沒敢去辦，在等細則出臺。“像我這種情況的家長很多，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，但也沒辦法。”她說道。
《意見》的出臺不僅讓二孩家長看到上戶希望，“老黑戶”們更是充滿 期待。
3月24日，在前往廣東省公安廳上訪一個多月後，鄭元峰欣喜地接到了原戶籍地陸豐某派出所工作人員的電話，讓他過去配合調查。
25號早晨，他剛通宵上完班，就坐上了前往陸豐的班車。在大巴上，他告訴記者，他沒敢跟女朋友提起這件事，擔心又是空歡喜一場。
到達陸豐後，當地民警帶他在他奶奶生前生活的村子裡轉了一圈，讓他 辨認村子裡是否還有其他親人。但他是個孤兒，從小在外面流浪，這個村子 只是他辦身份證前夕，落腳一晚的地方。讓他用十幾分鍾時間追溯近30 年前的回憶，顯然是沒有結果的。
民警記錄下他在村裡徘徊的身影，回到派出所後，把他對這個村子的回憶寫入檔案，並做出迴應：“上面非常重視你的案子，我們會繼續調查，把資料往上遞，你回去等答覆。”
民警帶鄭元峰辨識禾珠村，這是他上戶的關鍵環節。但他只在這裡停留過一天，二十多年過去，他顯然無法認出這個變化巨大的村子。黃靈靈/攝
從新政出臺至今，鄭元峰在等待了3個月後，得到的唯一一個明確答覆還是“等”。上戶的政策條件雖然放開了，但具體的執行結果還不盡如人意。無論是深圳市衛計委還是陸豐某派出所，對如何落實“全面上戶”工作部署的問題，給出的迴應都是“等上面的指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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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人知道“黑戶”們還要等到什麼時候，但我們期望“黑戶”時代就此終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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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導老師：辜曉進、周昌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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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組成員：黃靈靈、魏曦、蔡廣進、楊晟、藍月
本文摘自21世紀新聞傳播學應用型教材《新聞專業畢業設計》配套作品集《新聞的名義》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18.8
